三年零八個月
＊ 黃翠雲 | 2011年07月
三○年代，太平洋戰爭中，日軍侵華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一九四一年，香港也淪陷了。
香港淪陷前夕，全城響起警報，母親急忙遣女傭到幼稚園接大姊和三姊返家。父親也從港島衙門趕返。據他描述當時遠近炮聲隆隆，全城風聲鶴唳，滿街都是軍警棄置的制服、用品及書籍、文件。
烽煙四起，頓成無政府狀態，每天入夜後，黑社會份子乘機搶掠。我家也難逃光顧，大木門遭利斧砍裂，連儲備作糧，僅有一袋的麵粉也被搶走。我們幾個小孩擠躺在父母的大床上，嚇得一動也不敢動。母親描述當時慶幸早有準備，把貴重的衣物、家當都放到床褥下。我們無意中做了財物的守護者。
不多久，日軍在沒有抵抗下進城了。家家烏燈黑火，全城死寂，街上找不到一個人影。那時有不少人員隨港英政府撤至中國大後方的韶關去，父親不想離開香港，又不肯為偽政府做事，雖家庭薄有積蓄，但終究坐食山崩，最後靠典賣家當度日。曾嘗試擺檔賣油炸番薯做生意，誰知落得賠本下場。因為他的番薯斤両超足，抵食夾大件呢！母親常諷他不是做生意的「材料」。
三年後，在香港生活艱苦，實在待不下去，父親便帶着我們返鄉，希望取回祖田維生。但因長年由鄉親管業，所托非人，未能如願，幾經交涉，所得微薄。生活依舊清苦，為了餬口，只得靠母親和三姊兩人，登山涉水從東莞家鄉到香港，兩地來回作日用貨品掮客，換取蠅頭小利維持家計。那時三姊只有十二歲，大姊十五歲，因腳掌有點跛，不良於行，只好在家照顧弟妹，我才九歲，六弟七歲，九弟四歲，十妹還未出生呢。父親一介文人，養尊處優，做慣大少爺，難得賢內助肩起持家重擔。我們的生活雖然清苦，但父親絕不接受施捨奧援，擇善固執，孤芳自賞，常說自己是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。所有親友都深知他的個性及為人。
有一天，他到袁道長家中作客。告辭時，道長誠意相贈一筒餅食，給帶回家給小孩作零食。他十分尊敬道長的，在恭敬不如從命下，接受了。回到家裏打開來卻發現底層有些鈔票，雖然不多，卻可知對方雪中送炭的心意，卻之反而不恭，便欣然接受並銘記於心。日後常把此事訓勉我們，做人要知感恩。為甚麼道長不把鈔票直接送給他呢？因為袁道長很了解，依他的個性，直接送錢他一定不肯接受的，這就是真正的「知己」。所以，父親常說患難見真情，袁道長確是他最知交的朋友。
好不容易熬過八個月艱苦的鄉間生活，終於等到日本無條件投降，一家大小又返回香港。那年代往返都是徒步的，沒有海陸空交通工具。中途遇山過山，遇水涉水，遇雨照淋，遇黑便投宿簡陋的客棧，一家大小擠在破舊又滿是蝨子的牀鋪過夜。在戰亂中是許許多多苦難的人們的惡夢。我們還算幸運，一家七口踏上命運的征途，都平安而返，沒有「損兵折將」。但不少人卻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，悲慘極至！
回顧這段「三年零八個月」香港淪陷的悲痛日子，是每個香港人畢生難忘的，而「三年零八個月」這句話，也是代表香港具紀念性的名言。
一九四五年，香港光復後，父親返港復公職，同時有些鄉親子弟也跟隨他到香港謀生。他頗有古代孟嘗君之風，家中食客不少，陸陸續續的招呼落泊的親友，凡有鄉親子弟來投靠的，他都義不容辭，把他們安頓，供食供宿，直到替他們找到工作崗位為止。他們通稱他做「善叔」，有事相求就來找「善叔」，能幫忙的就幫忙，從不望回報，更得到他們無比的尊敬。那時家中的客廳、騎樓（大露台）的地板上，常常客滿，好像收容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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